上海如何破解跨境电商“洼地”难题

　　义乌市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科科长骆旭锋认为，义乌的优势在于拥有7万多个实体商铺，这是全国乃至全球都无法比拟的区域优势，即使是阿里巴巴，也很难复制移植这样的市场，而且非常适合跨境网络销售。

　　在骆旭锋看来，义乌市场具有丰厚的外贸渠道和经验，通过“义新欧”集装箱专列在2014年1月20日的开通，义乌的小商品经新疆阿拉山口等边境口岸，直达中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义乌市相关方面表示，中亚五国已成为义乌外贸出口的重要目的地，而由义乌海关监管的中亚五国的集装箱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为了突出义乌在跨境电子商务方面的优势，从事外贸等主体转型跨境电子商务趋势明显，他们较现有的跨境网商在供应链和境外市场熟悉度等方面优势更为突出。

　　义乌市在政策引导、经费保障、发展平台、人才培训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工作举措。

　　“我们在2014年出台了《关于对大型跨境电商进行房租补助的实施办法》，义乌市内年销售额3000万人民币以上或者日均出单量在2000票以上的跨境电商企业实施每月8元/㎡的补助房租。”骆旭锋说。

　　在业内专家看来，在跨境电商领域发展速度较快的郑州市也在电商公共服务领域“做得到位”，原因离不开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商务成本低、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效率高这3个方面的因素。

　　规范

　　一名多次参与该行业同业调研的专家分析，上海在跨境电商B2C领域的“数据落后”可能与相关政策“不够大胆”有因果关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称，根据上海市商委公布将在接下来的2个月中搭建全新的监管平台，并解决数据的保密问题来看，其他试点城市几乎已经解决了这一平台问题后才迎来了井喷式发展。这意味着，其他试点城市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上海的前列。

　　对此，从1997年就开始从事电商行业研究的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帼龄提出了一个“解释”：因为“操作过于规范”才导致今天出现的“数据落后”，而“落后”可以反过来说明“上海监管体系的严格”。

　　她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认为，上海在B2C领域以及跨境电商领域中的产业政策设计和监管体系上“全国最为严格”，而在执行操作过程中也“最为规范”。

　　采访中，多家知名电商企业承认，虽然不同城市在口岸监管、检验检疫等方面尺度不同，操作手法也不尽一致，但“上海最为严格”。

　　一知名电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杭州实行商品出区预报关制度，在打包发货前信息推送和清关流程可以全部走完，正常情况下的通关过程1个小时左右即可完成。

　　该人士透露，在上海报税进口清关实行“信息推送后置”制度，商品出库前再推送清关信息，包括入境申报信息以及物流单、支付单、订单“三单”推送，这容易导致流程不顺畅、耗时长，因此在时效性、客户体验上大幅下降。

　　京东国际购总经理邱煌这样告诉记者，上海监管部门根据新的《食品安全法》，制定了更严格的落实措施，所有上架商品必须按照要求逐一完成SKU备案审批，而且不少商品大类比如保健品、眼药水和部分化妆品、食品等被限制进口。

　　“我们当然尊重和积极配合政府部门严格保护消费者安全的决心，但从措施上，其他试点城市更加便利化和人性化一些，比如广州南沙仅需提供商品大类的备案，境外最新上市商品小批量、零散的跨境进口可直接入境。”邱煌举例称，比如跨境进口商品强制“贴单”，上海要求每个进口商品，必须贴上详细中文信息才允许清关，无形中提高了企业运行成本。在杭州、郑州等试点城市中，只要求在商品购买的电子网页上张贴电子信息即可。

　　劳帼龄表示，还有“完税价格”、“单次货值”等实际操作层面，上海的监管都较为严格。

　　如果站在跨境电商的角度去看待“上海监管严格”的问题，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多数受访的跨境电商平台告诉记者，必要的监管不可或缺，但“规范”的另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效率降低”，而“时间”对大多数跨境电商平台意味着“生命成本”。

　　即便上海在出口方面，电商也“抱怨较多”。“出口清关、退税、外汇兑换等方面，监管比其他城市严格得多，对企业资质要求多、流程复杂、成本高，外汇兑换受额度控制，政策不如外地灵活。”上海一知名电商平台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

　　接受采访的多数跨境电商平台在承认“严格监管”好处的同时，他们几乎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上海的监管能否“优化”?

　　优化

　　跨境电商平台对于“优化”主要有基于两个现实的目的：缩短货物周转的时间成本，以及提高政府监管部门在接口工作方面的效率。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商平台负责人表示很关注两种现象，第一，上海保税区发货时长通常在1周到14天左右，而国内大部分试点城市可以保证在5天左右即可发货。

　　“第二，在政府监管部门的对接上，其他试点城市一般有专门服务机构作为单一窗口，为电商企业提供综合政策服务，上海电商企业则需要分别于海关、商检、外汇、工商、税务等监管主体逐一对接。”他说，为此，他的电商平台也进行了“产业转移”，选择了全国其他试点城市进行“重点突破”。

　　对此，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抛开时间上的因素，相比较全国其他城市，上海的国际贸易体量位于全国前列，而为此投入的监管资源也需要与此相互适应。

　　该人士称，在充分的监管资源保证和扶持政策帮助下，其他试点城市可以实现政府监管部门在保税仓库中的“入驻管理”，很大原因上来自于可以充沛调动的监管人力资源。由于上海作为主要口岸的工作压力巨大，而且B2C的跨境电商交易量也只有B2B的10%左右，上海在这方面客观上相对地紧张。

　　两年来，包括跨境电商、业内专家等业界一直“联合呼吁”，以改善现状。一名周转于全国各口岸的业内专家透露，自己的情绪一段时间有些“泄气”：“有些会议让我参加也推托了，因为说来说去，都是些司空见惯却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编辑：武汉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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